以诗歌的名义相聚，论孔夫子的《诗经》情结

解读百家姓孔姓，以诗歌的名义相聚，文字与鲜花一起生长。论孔夫子的《诗经》情结。孔氏，乃舜之后裔。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98位的大姓，人口较多，人口约三百三十二万三千余，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.29%，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的0.21%左右。

“以诗歌的名义相聚，文字与鲜花一起生长”。

2016年4月15日晚，“春天读诗之夜”诗歌朗诵会在北京77剧场华丽开场，诗人西川、王家新、梁小斌等到场朗诵，300位网友光临现场聆听，并在最后时刻手持玫瑰、全体起立，在诗人西川的领读下，与所有嘉宾一起诵读了米沃什的《礼物》和里尔克的《在春天或者在梦里》。

这是某网站“春天读诗”的首场落地活动。

诗坛冷落久矣。遥想40年前，从“洒血祭雄杰”的清明，到“悲泪与喜泪交流的十月”，诗歌是一呼百应、雷霆万钧的大纛，是挂肚牵肠的“心碑”。而在十年之后，则随着“寻根”的文化思潮滚过，渐渐退回审美圆心，对于生活干预日渐其少。

由此想起孔老夫子的《诗经》情结。

无论孔子“十选一”地删除，还是“基本不动”地勘定，老人家对于《诗经》的重视是没有疑义的。虽然“四科十哲”里“文学”排在最后，但是，能够把文学德行、外交、政务等量齐观，在彼时彼刻的老夫子那里，已经是相当重视了。

《论语》里数处直接引用《诗经》，而且每次都是恰到好处。

例如，《学而》里用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说弟子子贡悟出了“贫而能乐道，富而知好礼”的真谛。《八佾》用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说子夏明白了“文学本原在人生”的道理。《泰伯》里用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悲壮地描绘大孝子曾子死里逃生的“幸福感”。这些引用远不像现在做学位论文，要用足够权威“引得”显示出来“学术前沿”，而是在论述中，不引用《诗经》里句子，不足以表达复杂而生动的内容。

显然，在诗歌的作用一端，孔夫子更看重社会功用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：“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'’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‘鲤退而学《诗》。”老夫子告诫儿子孔鲤：不学《诗经》，便不懂如何讲话。

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”，不会讲话，或曰没有讲话艺术，德行如何表达，外交如何斡旋，政务如何实施呢？

在《论语·子路》里，类似记载是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意思是：学习了《诗经》三百篇的内容，交给他政事，不能够通达完成；派他到各地方出使，不能够独当一面从容应对。虽然扩大了知识面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，在孔夫子那里，不食人间烟火的“纯文学”是不存在的，立足点仍然经世致用。

而且，从“作家论”到“作品论”，在孔子及其弟子笔下，《诗经》的内容与礼乐教化、与做人人格水乳交融。

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’思无邪‘。”钱穆先生解释：“三百篇之作者，无论其为孝子忠臣，怨男愁女，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，直写衷曲，毫无伪托虚假。”是故“诗言志”言说的，就是这样的“志”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查，诗歌的四大作用才顺理成章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阳货》）兴观群怨、事君事父，主要强调的，还是“政治作用”与“社会作用”。

实际上，这种“应时而歌”的传统源远流长，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进入新时期后，“政治抒情诗”为什么拔地而起，摧枯拉朽。例如，获奖诗作《对一座大山的询问》，在宣布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之前，便满怀深情又满腔悲愤地询问遍布刘少奇同志足迹的安源山：“你有什么心曲不好直言？/你有什么苦衷不便明说？”内中既是“群”，又是“怨”，凸显出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”、“为人民鼓与呼”的正能量。

当然，作为艺术家和音乐欣赏家的孔子，闻韶乐能够“三月而不知肉味”，不可能不顾及《诗经》的艺术品格。《泰伯》有句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。”这位名叫“挚”的鲁国乐师，与孔子一起“正乐”，从开始演奏《关雎》到“乱”即结束，起承转合，条理井然，洋洋洒洒，美不胜收。此处虽然没有具体欣赏，但能够合乐而歌的《关雎》的艺术冲击力已被鲜明勾勒出来。为什么能够让老夫子“陶天下之大醉”？《八佾》一章说得明白：“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有欢乐，但并不过分，有悲哀，但不限于伤损。正所谓把握住了艺术的“度”。

总而言之，孔夫子认为，诗歌教化的顺序是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（《泰伯》）。这种兴起、卓立、完成是神圣的、庄重的，为政与从艺是统一的。

可惜孔夫子倡言的“诗教”，我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泱泱诗国，在一段时间内是有点“跑偏”的，诗坛被权势与铜臭气浸染，诗歌成了沽名钓誉的工具，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，行贿买官的原齐河县委书记李凤臣就出版七本诗集，成为“国家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协会员”，并多次召开全国级个人诗歌研讨会，诗作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刊物遍地开花，短期内成了“名满全国”的“着名诗人”。试看该诗人“名作”《权力吟》：“权系民心聚，姓公不姓私。本是双刃剑，伤人亦伤己。身为民之仆，必当明斯理。利为民所谋，权用民所需。”一边是“高大上”的口号标语，一边是“伪造县委书记签字让大量社会闲散无业人员进入党政机关”，对“思无邪”传统诗歌艺术可谓亵渎到家了。

所以，诗歌中兴应与民族文化精神弘扬同步，老夫子的“社会责任感”至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