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佺期 字云卿 唐代着名诗人

解读百家姓沈姓名人。沈佺期，字云卿，是唐朝时期的着名诗人。据调查显示至2007年，中国沈姓近600万人，占中国总人口的0。5％，排列第37位。沈氏最早起源于今河南、安徽两省之间。

沈佺期（约656—约715），字云卿，相州内黄（今安阳市内黄县）人，唐代诗人。与宋之问齐名，称“沈宋”。善属文，尤长七言之作。擢进士第。长安中，累迁通事舍人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，转考功郎给事中。坐交张易之，流驩州。稍迁台州录事参军。神龙中，召见，拜起居郎，修文馆直学士，历中书舍人，太子少詹事。开元初卒。建安后，讫江左，诗律屡变，至沈约、庾信，以音韵相婉附，属对精密，及佺期与宋之问，尤加靡丽。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如锦绣成文，学者宗之，号为沈宋。语曰：苏李居前，沈宋比肩。集十卷，今编诗三卷。

沈佺期（约656—约715），字云卿，唐代诗人。唐高宗上元二年（675）进士及第。由协律郎累迁考功员外郎。曾因受贿入狱。出狱后复职，迁给事中。中宗即位，因谄附张易之，被流放驩州。神龙三年（707），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，常侍宫中。后历中书舍人，太子少詹事。沈佺期与宋之问齐名，并称“沈宋”。他们的近体诗格律谨严精密，史论以为是律诗体制定型的代表诗人。原有文集10卷，已散佚。明人辑有《沈佺期集》。他的《独不见》是一首较早出现的优秀七言律诗。高秉（左木右秉）在《唐诗品高序》中有评：沈宋之新声，苏（廷）张（说）之大手笔，此初唐之渐盛也。前人论沈宋，大抵薄其为人而又肯定他们在律诗中的地位。

这段文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一世祖佺期公的盖棺定论。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名气不太大而又不可缺失的文学史人物，文学史家只取其长而不理其冤，因而使“又皆诌事太平公主、张易之等贵佞”、“……薄其为人”的评价一直流传至今，果真如此吗？

但沈佺期在公元705年被流放灌州却是事实。为什么被流放了呢？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两问于史可以不究，于沈氏族人，犹其是佺期公的后人，不考证清楚终是遗憾。作为佺期公之第49代孙，为族计，从公诗中也能找出一些沉冤不白的依据来。既然是考证，总还要有证据才能说明问题吧。佺期公《被弹》一诗中首先就说“知人昔不易，举非贵易失。尔何按国章，无罪见呵叱。”这四句说得很明白，前两句是感叹语，大意是举人非贤，反受其诬。后两句是说他是被他曾经举荐的人弹劾和审讯的，而审讯他的人又不遵守当时法令，小人得势，把一些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强加于他。接下来是说“少以文作吏，手不曾开律。一旦法相持，荒忙意如漆。”意思是说初入官场时他是为皇帝做应制诗的，以专业为主，并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无端获罪，不知所措。是一种遭到打击后的反思。

造成佺期公真正获罪下狱流放的原因按文字考证和分析有三条。一是年轻、性耿、才高、宠久，遭人妒嫉。佺期公很年轻时就中了进士，入了官场，为人耿介，不讲究为官之道，爱说直话得罪人，又因武皇时期经常跟侍皇亲国戚左右做诗，锋芒毕露，遭人妒忌。“平生守直道，遂为众所嫉”就是很好的例证；这样的事在今天都是屡见不鲜的，何况是在封建社会正繁荣昌盛的时期呢。“盛时无大事，朝臣各猜肄”历史上是不足为怪的。二是在做给事中或尚书任上犯了“后官不反前官耻”的禁忌，树了对头。按佺期公诗中自述，他是一个性守安静，生活谨严的人，在做高官时不收门生，不结朋党，缺少做高官的底层基础，对前任做错的事不蛮不隐，该纠即纠，该翻就翻，有点一意孤行，“任直翻多毁，安身遂少徒”就是说的这些。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，他得宠时得罪的人太多了，以至于遭到弹劾后朝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，大多数人落井下石，正于他在诗中所说的“万铄当众怒，千谤无片实。庶以白黑谗，显此泾渭质。

他可能犯了官场众厌。三是遭受了池鱼之殃，做了宫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柬之政变、韦后干政、武则天卒这三件大事都是发生在神龙元年（705年）的1月、2月和11月，1月以后时年已82岁的则天武后就被迫移居洛阳上阳宫，她在长安的一批亲信旧臣遭到了全面的洗劫，佺期公也在洗劫之列。韦氏干政后，大肆捕杀武周人物，大”罪“者、证据确凿者多遭诏斩，余者下狱愈千之众。佺期公之所以未遭诏斩，是中宗下了一道圣旨对武周大臣不能滥杀，”圣旨垂明德，冤囚岂滥诛“是也；再就是因为所诬之人尚无确证。

综上所述，一、二原因只是表面现象，正真下狱的原因是第三个，那就是他所跟随的主脑人物（武皇）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且是被逼退出的，新的权贵是不会放过旧时人物，何况韦氏又是一个报服心很强的恶毒女人，中宗在贬房州的路上曾跟韦氏有过承诺，一旦掌权，任韦氏参政议政，佺期公是武皇时期的宠臣，武皇对韦氏一向看不起，她俩虽然是婆媳关系，但主要的还是政敌关系，韦氏能放过武皇时的宠臣佺期公吗？显然不能。有人弹劾他有此劫，无人弹劾，他仍难逃此劫。

与佺期公同时受到牵连的家人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和两个哥哥、三个弟弟。他在狱中受尽了折磨，经常遭到狱卒用刑，狱中环境很差，臭虱横行，三天不能吃上一餐饭，两个月没有梳头。时值盛夏，又得了疟疾，差一点被折磨死了。但是因沉冤不白，意有不甘，洗冤雪耻的决心支撑着他挺过来了。公元705年秋，他从长安出发，经四川、湖南、云南辗转了一年的时间，才到达贬地驩州（今越南北部），他在流放之地生活了五年，公元710年接到平反通知从驩州北上，711年到达长安就任新职，做了个闲官，他写的《回波辞》说得很清楚”回波尔时佺期，流向岭外生归。身名已蒙齿录，袍笏未复牙绯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