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元积：字日空、明万历辛丑(1600)年进士

解读百家姓康姓名人。康元积，字日空，明万历辛丑（1600）年进士。康姓，在《百家姓》排第88位，康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75位的大姓，人口较多，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三。

康姓名人：康元积

公元（1559-1613），字日空，号函三，明万历辛丑（1600）年进士，任太常寺博士达13年，改任吏科给事时未到任即病逝。光绪《湖南通志》、李元度《南岳志》、《衡山县志》中，对他均有简略的记述，衡岳一带，则颇为流传他的故事。其一是：他向明神宗朱翊钧上《保泰疏》，以“持盈保泰”为宗旨直言时弊，指责朝政，对皇帝和宰相都进行了辛辣的批评，更提出了颇为切合实际的建议。其次随理学名家王家沐读书，在王家沐父子死后为他们建“会灵精舍”，每年春秋在此举行祭礼，兼作教育族中子弟的讲学场所。会灵精舍成为继文定书院而后的由南岳籍的人手建的又一所书院。

在南岳还留传一句顺口溜就是 “康家祠堂祭得怪，先祭王夫子，后祭康保泰。”康保泰是因为上保泰疏而得来的尊称。而此处的王夫子，即是王宗沐、王斗溟父子。康元积是王宗沐的门人。王斗溟万历甲午（1594）任湖广左参政，主持乡试，又为康元积座师。康元积同时受王氏父子两代的知遇而尊师之情愈重了。第二则是他奉旨封藩回衡山时，发现黄堡驿马差事使衡山百姓疲于奔命，他致函湖南司道予以裁撤。一举革了为害衡民的弊政。在上述流传的故事中，康元积表现出政治、大胆、尊师重道，关心桑梓疾苦。官虽不大，能量却不小。

《保泰疏》写于万历36年（1608）正月，屡经奏进，直到万历40年初方得到当时皇帝和宰相的重视。宰相赵焕读了《保泰疏》后，叹为“天下第一人”。明神宗则将康元积由太常寺博士这类闲职改任为吏科给事，进入台省供职。但康元积未等发挥他的才干而匆匆谢世。《保泰疏》是以中国古代《易》理作为根据，从正月之卦象为“泰”一点，对它的内涵与外延，进行阐释，结合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社会各方面情况，反复曲尽的分析、申述，以动帝听。它通篇充满了宋、明理学的光泽，正如邹元标在《康元积墓志铭》中说的：“其文精、畅、奥、邃，置古名臣奏议中，当为心折。”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敢于对皇帝和宰相直言指责。

他指责皇帝不能正确对待江西参政姜士昌、御史宋焘和咸宁知县满朝荐等人的正言，偏听妄信而又不理朝政。“致使天下之大，悠悠泛泛，如无舵之舟；大小之政，日趋于颓靡而满失其初；大小之官，日习于苟且而尽忘其故。”吏部则鬻官卖爵，“吏胥杂流，辄旦夕而得官。”户部则财困粮空，“太仓无二年储。”兵部则贪功好大，将疲兵惰，“或剥军以养寇，或弄兵以修隙。”工部则搞皇亲国戚的楼殿营建，对河道、农田基本建设却马虎了事。礼部则造成了“民竞于偷，士习于躁，缙绅竟于门户，文章竟于纤靡”的社会风尚。

洋洋万余言，刘部都批评到了，切中时弊，无外乎引起了神宗和宰相们的震动。他在裁革黄堡驿马的例差致湖南司道书中更大声疾呼，“衡山地瘠民穷”，驿马官差所造成的重担，虽“剜却百姓心头之肉”，也难以解决。这种血泪控诉，使湖南当道官员们不得不勉从其请，裁撤了这项吃人的官差，为衡岳人民稍舒困境。衡山人民曾为此立碑记。

康元积20岁左右受业于王宗沐，难以胡安国的学术思想对他也有影响，加上家学渊源（他祖父康三泉是着名理学家邹东廓的门人），因而在理学领域涉猎甚深。他专治《春秋》，又旁及诸子百家，佛道内典，着有《麟经约言》、《南岳笔记》等。他原籍江西安福，因在南岳读书，加上祖父康三泉于嘉靖21至31年，十年中两次来南岳讲学，南岳又山明水秀，为宋代胡安国、朱熹、张栻，明代湛甘泉、罗洪先、邹东廓等讲授理学的胜地，诸多渊源，使他决定寄籍南岳。南岳会灵精舍侧有保泰祠，就是康元积的子孙们祭祀之所。